=^u^=音樂聲學探索課程Lesson DCCC Eleven ----明治時期日本音樂文化變遷 對清末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The Impact of Changes of Musical Culture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on Chinese Musical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日本明治時期的音樂文化變遷及其經驗,對清末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轉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至少表現在清末”學校音樂教育”和”樂歌編創與集體唱歌”興起,以及”對西方音樂倍加推崇”和”音樂學學科萌生”等幾個方面。對明治期日本音樂文化變遷經驗的學習與借鑒,促進了近代中國音樂的歷史轉型和”新音樂”文化的濫觴,音樂與音樂教育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化的重視和有效發揮,同時也徹底改變了自唐以來中日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格局與角色定位———由長期以來的以中為師轉而變為以日為師。 明治後期日本一躍成為亞洲頭號強國,其中一個根本因素是開國學洋、”脫亞入歐”國策的制定。以西為師國策下對西方文化的全面學習即包括音樂與音樂教育。明治十二年(1879)文部省設立了音 樂 調 研 機 構———音樂取調掛,明治二十年(1887)改建為東京音樂學校,這是當時亞洲最具影響的音樂學校。此外一些私立音樂學校,如東洋音樂學校等也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借鑒西洋音樂創作新歌以及中小學音樂教育開始興起,大量選用西樂曲調創作或填詞的軍歌也開始在社會和學校中傳唱。學校音樂教育中的歌曲編創,”西洋樂曲佔有極高的比例”,德育成為唱歌課的重要功能之一。明治三十三年(1900)頒布的小學校令進一步規定,唱歌應”以培養美感、涵養德性為要旨”,”德育”、”美育”並重。西洋音樂的輸入與借鑒,使日本音樂從明治時期開始發生變遷,借重”西樂”的學校歌曲被歸為”洋樂”以與傳統”邦樂”相區別。如同國家建設一樣,日本的音樂文化也開始在明治時期走向”現代化”。 曾經為日本所敬畏的強鄰中國,歷 經”洋 務運動”的強身健魄卻在甲午海戰中不堪一擊而淪為戰敗國。痛定思痛的維新派知識份子,提出了學習日本的迫切要求。1898年康有為在給光緒帝的奏摺中指出:”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足矣。”19~20世紀之交,清政府開始鼓勵中國學子留學日本,表達了向強鄰學習以救亡圖存的決心。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如過江之鯽”,東渡扶桑以求救國之道。 變遷中的日本音樂與發展中的日本音樂教育成為一部分旅日中國人考察與學習的重要內容。1902 年,一個中國人在旁聽日本一所小學的唱歌課後,十分感慨地寫道: 歌聲十分雄壯,十分齊一,其氣遠吞洲洋,令人生畏。餘心大為感動,毛骨悚然,不料海外鼓鑄人才乃至若此。 上述引文中音樂所扮演的軍國民教育角色,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大的精神震撼。1906年一位在東京音樂學校聽過一首表現忽必烈東征日本大敗而歸的樂曲的中國人,也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悟:”歌舞之場亦寓教育,發人愛國思想。” 其實早在1898年康有為就已提出”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請求在小學教育中開設”歌樂”課。但風雨飄搖的清政府已沒有足夠的精力去考慮有別於傳統禮樂的音樂教育問題,盡管此後清廷也頒布了”癸卯學制”等學堂章程,但真正推動新式學校音樂教育發展的不是清政府,而是維新派知識份子和新興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自發努力,特別是有著留日背景的音樂學子們。 清末留日生中已有人專門學習音樂。從張前先生的一個統計可知,清末僅在東京音樂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就有37人。儘管這個數字並不可觀,但正是由於赴日學習音樂的留學生以及一批維新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鼓吹與推動,才使中國音樂文化在清季末年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的重要 外力之一就是對日本音樂文化變遷經驗的借鑒。 概而言之,明治期日本音樂文化的變遷對清末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學校音樂教育興起] 如前所述,明治時期日本學校音樂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尤其是學校音樂教育所承載的涵養德性、民族主義、軍國民思想、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美育等重要社會功能,對亟需塑造新民、改良社會,最終實現救國圖存的中國而言,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借 鑒意義。這也是留日知識份子回國後大力鼓吹並身體力行推動學校音樂教育發展的根本原因。當時的學校音樂教育家和大批知識份子,都將學校音樂教育視為精神教育、塑造新民,最終實現救國圖存之鵠的重要途徑。梁啟超的呼籲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對音樂和音樂教育前所未有的深刻認識: 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從事教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萬不可闕者。 蔣維喬在《論音樂之關系》一文中,進一步明確了人們對樂歌所承載的強大社會功能的期待以及對學校音樂教育價值的肯定: 凡所謂愛國心、愛群心、尚武之精神,無不以樂歌陶冶之。則欲改良今日之中國之人心 風俗,舍樂歌莫由。改良之著手,舍學堂速設唱歌科莫由。 在以日為師和改良社會思潮的推動下,新式學校音樂教育的興起使音樂教育的價值與功能逐漸得到社會認可,近代中國第一批國民音樂教育家在這 一時期誕生,如沈心工、李叔同等。曾志忞曾說: 音樂之於學校改良兒童性質尚小,音樂之於社會改良一般人民性質更大。 無論是文化學者還是樂歌作者、音樂教育家,對於音樂以及音樂教育功能的認識具有高度的共 識,這也是新式學校音樂教育能夠在清末逐漸興起的重要原因。 二、樂歌編創與集體唱歌 唱歌課是中日兩國學校音樂教育的主要形式。伴隨學校音樂教育的興起,清末學堂樂歌的編創從 一個側面顯示了日本學校歌曲的重要影響。作為學習西樂的範例,日本的學校歌曲成為 “學堂樂歌”編創的模仿對象,不少歌曲旋律被重新填詞成為中國的”新音樂”。錢仁康先生有關學堂樂歌的一項考證式研究表明,目前所見有數十首學堂樂歌曲調來源於二十餘首日本歌曲。比如以日本學校歌曲《學生宿舍的舊吊桶》 填詞的著名樂歌《中國男兒》等。 前述蔣維喬關於樂歌的認識,特別提到了尚武精神與音樂的關係。把音樂教育、樂歌編創與尚武精神聯繫起來,也與日本軍歌的流行有密切聯繫,儘管有些讚美甲午戰爭的日本軍歌對於中國人而言不啻是一種軍國主義的炫耀,但它對於軍人精神所起到的塑造作用,卻不容忽視。梁啟超甚至認為中國人缺失尚武精神與中國缺乏激揚蹈厲風格的音樂 不無關係:”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 如同日本學校歌曲和軍歌的廣泛傳唱一樣,清末的樂歌編創和集體唱歌形式成為那一時期引人注 目的新的音樂景觀。那些以日本洋樂系統的旋律填詞編創的樂歌,已經成為近代中國新音樂發端的符 號與標誌。縱觀這一時期的樂歌編創和人們關於歌唱行為的認識可以發現,學堂樂歌絕非僅僅是一種 兒童歌曲的編創與審美教育的手段,而是被賦予了強大的社會功能和仁人志士們或改良或革命的社會理想。正是在這種極具功利主義色彩的音樂觀念和成人理想的影響下,以音樂作為啟發民智的工具,迅速成為清末民初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音樂思潮。這一時期人們關於音樂功能的種種論說正是音樂啟民思潮的輿論宣言與理性抽象,而樂歌編創與集體唱歌則是音樂啟民思潮的直接載體與感性顯現。 [對西方音樂倍加推崇] “洋樂”---西化的日本音樂所具有的強大社會功能,深刻地影響了部分中國人的音樂價值觀。清末中國人對西樂的學習,主要借由學習日本間接完成。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音樂落後論和西方 音樂中心論開始出現,這種言論的鼓吹者,有不少人是留日歸國的知識份子和樂歌作者。 一位日本教育家曾告知赴日考察的中國人,日本”音樂學校所教,概屬西洋之音樂,敝國之音樂,僅供參考而已。”這種情形也大抵發生在清末民初新式學校音樂教育中。除借用日本學校歌曲和軍歌旋律外,大量學堂樂歌選用了歐美的流行歌曲和基督教音樂加以重新填詞、編創而成。進入20世紀,中國人對西方音樂的推崇愈加溢於言表。被譽為”學堂樂歌之父”的沈心工在留日歸國後,音樂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在輯譯石原重雄《小學唱歌教授法》一書時甚至說過這樣的話: 將來吾國益加進步。而自覺音樂之不可不講,人人毀其家中之琴、箏、三弦等,而以風 琴、洋琴教其子女,其期當亦不遠矣。 1903年匪石的《中國音樂改良說》一文,可謂是對西樂推崇備至的代表作,說其是中國音樂理論中最早的”全盤西化論”未嘗不可。匪石對中國傳統音樂全盤否定,並以日本明治以來盛行西樂為例,發出了對於中國音樂改良的”改弦更張”之辭---”西樂哉,西樂哉。” 任何一個大破大立的時期,都會產生與舊時代所不相融合的思想意識。在封建專制和沒落王朝行將走向末途之際,沈心工、匪石等人的西化言論和音樂教育主張,是那一代人在憧憬新時代來臨時發 出的音樂宣言。在今天這個音樂文化多元的時代,那些對西方音樂倍加推崇的聲音聽起來難免有些刺耳,一個多世紀以來學習西方音樂的歷史也一再引 起學界的各種思考甚至尖銳的指摘。然而假如我們曾經是那個或是留著長辮或是裹著小腳時代的知識分子,我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對那一代人的歷史選擇作出的數典忘祖的貶斥,是不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呢?總之上述對西方音樂的推崇,促使中國音樂文化在清末開始發生分化, 全 盤 西化、國粹主義、中西交融等音樂思潮逐漸形成。 [音樂學學科萌生] 音樂學的基本理論及其分支學科知識,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後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蕭友梅、王光祈等曾留學德國的音樂家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實早在清末的學堂樂歌時期,音樂學學科已在中國萌生。1904年曾志忞在《音樂教育論》一文中寫道:”近世既認音樂為 一科 學,夫既曰學,則研究是者,安可不知其定義。” 此處所謂”科學”具有”分科之學”之意,即認為音樂是一門獨立研究的學問或學科。其理論來源當是曾志忞留學之地日本。至於音樂作為一門分科之學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學科性質等相關深層問題,曾志忞在那個年代並未作出基本的回 答。不管怎樣, 自康有為提出將”樂 歌 “ 作 為 一門獨立課程列入國民教育,至20世紀初,人們進一步認識到音樂不僅是一門學校教育的課程,更是一門值得加以系統研究的科學。一些學堂樂歌作家已接觸到音樂與物理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之關係 的知識,並進而認識到音樂學研究的重要性:”音樂學之不可不講,亦吾輩所宜共認者也。” “音樂學”的概念已開始進入少數新音樂家的知識結構中,提出相關主張者,大都有著留日經歷,如曾志忞、蕭友梅等。蕭友梅留日期間,曾於1907~1908年在中國留學生刊物《學報》連載發表《音樂概說》長文(未刊完),其中在談及”分門研究”時提到”和聲學”、”音樂史學“、”音樂音響學”、”音樂心理學” 等學科。 總之在學習日本,或曰借由日本學習西方音樂文化的清末之際,音樂學學科正在逐漸走向國人的音樂文化視野。當然音樂學學科的萌生和音樂科學意識的興起,與晚清以降科學主義思想的傳播也有著密切的聯繫,這涉及到更為廣闊的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學內容,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上述所論明治時期日本音樂文化變遷對清末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其地域只限於中國大陸,作為三個殖民地的港、澳、臺地區沒有列入本文的觀照範圍。作為殖民地,港、澳地區的音樂文化早於中國大陸而深受西方音樂強勢輸入的影響,臺灣則更為特殊。清末日治時期的臺灣在學校音樂教育和樂歌編創等方面基本是直接沿用日本經驗,臺灣音樂文化的近代化是日本音樂文化近代化的一個殖民 版本。 羅傳開先生認為中日兩國近現代音樂文化的發展存在著一種非常明顯的”平行現象”,具體表現在兩國都先後成立了近代學制的音樂教育專門機構、相繼出現了學校歌曲和學堂樂歌的編創,等等。這種平行現象正是清末中國對明治以來音樂文化變遷成功經驗之學習借鑒的體現。本文對這一音樂文化現象的簡要歸納,尚不足以言全面,但由此我們已不難總結上述日本影響對於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意義。 首先它促進了中國音樂在近代的歷史轉型和”新音樂”文化的濫觴。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轉型是與社會歷史的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救國圖存、改良社會、塑造新民背景下發生的音樂文化轉型,是不以那些傳統音樂文化守成主義者的意志為轉移的。對於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歷史轉型而言,來自社會、政治、文化的”他律”力量遠大於音樂藝術內部嬗變的”自律”力量。 其次,音樂和音樂教育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化的重視與有效發揮。社會性的、體制化的學校音樂教育以及佔有主要比重的西方音樂的授課內容,從此改變了中國音樂文化及其傳承的歷史面貌。 再次,清 末中國人對明治以來日本”洋樂”文化的學習以及對其文化變遷經驗的借鑒,徹底改變了自唐以來中日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格局和角色定位———由長期以來的以中為師轉而變為以日為師。 以日為師的格局在民國初年有著進一步的發展,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和抗日戰爭的爆發逐漸趨於停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兩國在音樂文化交流及其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值得珍惜的成績,兩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進入到一個公平對話的時代。警惕或擺脫中日兩國關係中存在的錯誤歷史觀對文化研究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互相學習與借鑒,加深彼此音樂文化的瞭解與交流,應是兩國音樂家此後仍需不斷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馮長春2013-3星海音樂學院學報(華南師範大學 音樂學院) 作者附言:本文據筆者2013年3月27日在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主辦的”第十屆中日音樂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增補改寫而成。
Posted on: Thu, 28 Nov 2013 12:55:38 +0000
Trending Topics
Recently Viewed Topics
© 2015